十四五規劃年至，各級政府、各類企業和社會組織規劃編制，成為年底前的重大任務。

規劃具有法定依據和剛性作用，為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下一個五年，謀篇布局制定目標任務。

自上而下各級政府、各類組織要做規劃；經濟社會宏觀層面要規劃，細分領域專項要規劃（比如：區域產業規劃、某某產業規劃、空間規劃、生態環境規劃、社會事業規劃等）。

規劃框架結構文本差不多，編制思路模板有套路。但是，在涉及基層實際工作中，特別是招商引資中，規劃往往成為“雙刃劍”，有時成為向上級要政策、要資源的重要抓手，有時成為重大項目引入的金字招牌；也有時因為國內外市場環境變化、四新經濟的特殊性，某些規劃的“剛性”作用延誤甚至損傷經濟發展。

1、區域產業規劃的預期性指標與招商引資落地考核指標的約束性指標

       產業規劃和特色產業載體布局，從市級層面需要適度聚焦和錯位，但是由于新興產業占第二產業結構比重依然較低，第三產業中心城區占比很高，很多行政區（或園區）在招商引資方面，對于產業規劃的“剛性”作用又愛又恨，高大上的規劃需要，落地產業依然首要考慮產出和招大引強，造成規劃是美麗外表，內在無法按規劃約束形成產業集聚。

      產業規劃對于開發區等園區平臺和產業地產商都是必選的流程，但是往往屬于一種“預期”性的愿望，要么作為重大產業項目立項的前置，要么是應對表面是規劃實則是IRR約束性指標；對于動態變化的市場，產業規劃更是無法與時俱進，成為“墻上掛掛”，對于修編性的產業優化、細化、強鏈補鏈延鏈等，需重新調整變化，以適應規避環保環評或產出壓力的需要。

2、生態環保規劃的約束性指標與產業結構及產出效益的預期性指標

      五年規劃任務目標，指標體系涉及的“規定動作”都差不多：經濟發展方面的GDP、財政收入、產業結構（第三產業占比、戰略性新興產業占比等）；社會民生事業的醫療教育文體等；城市建設管理和生態環境等。雖然指標體系涉及的“自選動作”各不一樣，但是都離不開“約束性”與“預期性”。生態環保、綠色發展指標，全國基本上都已成為規劃的“約束性”指標。

       園區招商引資過程中，開發區對于現代服務業（樓宇經濟等）的高產稅期望、產業準入考核“約束性”指標和產業結構調整的預期性指標，經常會遇到制約瓶頸：非104地塊的環評不受理、非主導產業的某個環節“涉限”等，都受到規劃“約束性”的限制。

3、空間規劃的約束性指標與產城融合的預期性指標

      城鄉發展和城市建設，控規、單元規劃、土地利用規劃等等約束性指標，行業內耳熟能詳，十四五規劃指標體系如何考慮新興業態等新經濟對路網密度、公交網絡、停車泊位、工間操健身、職住平衡等指標的約束性、可行性、前瞻性，比如：產城融所要求的城市功能與產業空間的區隔、用地綜合、功能復合的項目，如何不被空間規劃的工業區塊所“傷害”；景觀綠化、防護綠化、垃圾分類處理點的合理布局。

4、公共衛生體系規劃的約束性指標與經濟發展的預期性指標

       一場疫情，經濟下滑，行業受損，公共衛生體系規劃必將成為各級政府甚至社會組織的十四規劃的“必選動作”。作為政府，上海已經出臺加強公共衛生體系建設方案，臨床中心、方艙醫院、防控設施等規劃。

      開發區等園區平臺、產業地產商及社會組織的十四五規劃中，必將會未雨綢繆把防控要求的各項指標列入其中。

5、專線規劃的約束性指標與總體規劃的預期性指標無邏輯推理

       有的基層政府或社會組織，在編制十四五規劃或其它規劃時，采用“兩張皮”：宏觀性整體性指導性規劃，往往為了高大形象、背書安全或戰略方向，用國際大公司來做；各專項規劃或落地深化實施規劃，往往不同部門采用不同方式、不同機構來做，比如：某某文旅產業規劃、某某產業規劃、某某人口養老規劃等等，當然也可能會有一家自屬的“總包”直屬機構總控。

       由于各部門的“富裕”程度不同，費用參差不齊甚至嚴重低于價值構成，很多成為文字報告，指標體系很難深入調研、專業考證和推理研判，沒有自下而上的數據分析和布局點位的邏輯推理，造成隨意應付的完成任務。

      試想，各產業或板塊的規劃不壓實嚴謹科學，沒有“約束性”指標體系要求，整個區域的經濟社會發展的“預期性”指標如何能科學合理？如何得以實現呢？

       十四五規劃的指標體系設計，反應地方政府或社會組織對于發展理念的差異，也反應不同區域的不同發展階段水平的規劃指標權重；約束性與預期性指標的動態變化，之間的關系，哪些指標列入、哪些指標不列入，正是這種差異性所在。

      上海等一線城市及沿海發達地區，對于科技創新、戰略性新興產業、綠色環保等方面會有更細化、更高的約束性指標，規劃指標“自選動作”可以多一些高一些。